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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探索改革初期的实践看,童大林(1918—2010)、蒋一苇(1920—1993)、马洪(1920—2007)、杨培新(1922—2016)、刘国光(1923—)、董辅礽(1927—2004)、杨启先(1927—)、高尚全(1929—)和王梦奎(1938—)都注重改革的总体研究,他们的探索相对比较全面一点,也更注意改革的实践。童大林是最早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探索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时,积极组织、领导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为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童大林以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勇气,在改革中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奠定了他对改革的影响。蒋一苇自改革初期就一直活跃于改革理论的前沿探索,他的一系列观点,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蒋一苇深入重庆等城市,积极投身于改革的实践,许多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为我国企业改革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马洪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及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在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等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是在新中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贡献比较突出。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赢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理论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杨承包”由此名声鹊起。同时,他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影响也相当大。刘国光对国有企业改革、效率与公平、改革方向等领域的研究比较多,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付出的努力最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目标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前瞻性贡献。董辅礽在改革初期率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提出“政企分开”等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坚持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发展资本市场等。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改革实践的积极推动者。杨启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方面,学术成就显著。特别是对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等,他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国企改革的见证人和推动者,杨启先的影响是广泛的。高尚全长期致力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工作,是我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他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时常游走于海内外各种论坛,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改革鼓与呼。可以说,高尚全一辈子从事改革研究,他对改革影响是深远的。王梦奎先后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年年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监管的约束下,银行业务调整导致资本消耗过快。我们曾在近期的《债市启明系列20181018—宽信用先要降成本》报告中提到银行负债压力大成本高,主要观点可总结为近年来同业及表外业务发展过快,经济下行周期中风险更易集中爆发,为了预防系统性风险监管对表外业务加强约束,银行存款占比持续下降,同业业务在监管的约束下呈现下滑走势,银行理财也出现了少有的规模下降,银行负债端压力整体增加,负债成本高企。而银行的负债成本高也将导致其盈利能力下降,资本累积速度下降。此外,在去杠杆强监管的约束下,回归本源的业务转型成为今年以来商业银行的主要目标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同业业务的压缩,表外业务的放缓,与此同时非标等风险系数较高的表外资产逐步回到表内,银行资本消耗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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