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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及时公开透明向社会通报疫情态势和防控工作进展，统一发布权威信息，普及防控知识，最大限度消除社会恐慌。要启动战时值班备勤机制，对思想不重视、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依纪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这意味着美联储尽管采取了两次降息措施，但并未改变美联储当前设定的加息周期步伐。换言之，当前美联储降息依然仅仅是加息周期中的一次调整，并不意味着货币宽松周期就此开启。”他分析说。这也是不少对冲基金无视美联储降息转而看涨美元指数的最大原因之一。

对此，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表示，东方红产业升级属于“赚钱才有管理费，不赚钱不收管理费”的产品，此类基金实际上收取的固定费率而非浮动费率，可以被归类为“分档固定费率”基金。“事实上，“分档固定费率”基金本身存在局限性，业内一直存在争议，在国外也并非主流的产品模式。”刘亦千介绍，首先，主动型基金设置分档费率是希望加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而每个公募基金经理都是按照业绩及管理规模在进行考核，是否需要进一步激励值得探讨。其次，在收取业绩报酬模式的分档费率机制之下，容易滋生基金经理的冒险行为。第三，海内外研究证明，基金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市场系统性表现，即贝塔收益，在市场上涨时收取更高的费用并不合理。因此，无论是分档固定费率的基金，还是收取业绩报酬的浮动费率基金，都很难成为基金行业中的主流。即便此类产品数量增加，一旦市场在较长时间里不景气，基金业绩不佳，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得不到保证，基金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基金经理的日常投资管理都会受到影响。

万顺转债只是7月以来出现弃购规模第三高的可转债，在此之前，7月4日湖广转债被弃购5.82亿，海澜转债在19日称弃购金额4.01亿元。对此，深圳一名“大户”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其经常参与可转债申购，但会严格挑选转债。“我主要看两点，第一转股溢价率，如果过高说明股性消失，肯定直接放弃；第二在转股溢价率能接受的前提下，我会再去看公司基本面。”

开展消费扶贫，就是通过市场手段，有效打破贫困地区农产品“产、供、销”壁垒，促进贫困地区产品变商品，帮助贫困户增产又增收，营造全民扶贫“大格局”，形成社会扶贫“大合力”，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可以说，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一头连着广阔消费市场，成为连接贫困农户与城市居民的直通车，是扶贫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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